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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辉煌路——中央苏区文艺革命运动纪实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发布时间:2018-02-09 14:37:00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的以戏剧运动为标志的文艺革命运动,吹响了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号角,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中央苏区开辟的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道路熠熠生辉,不仅光耀其时,而且影响深远。

  宣传开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担,开始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这些红色割据区域因为实行苏维埃(即工农代表会议)政治制度,而被称作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缺少受教育机会的广大贫苦工农来说,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简直闻所未闻,甚至连党是什么,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有何不同,都不明白。因此,党不能不把群众工作放到各项工作的首位,并且强调身为土地革命战争主力的红军,要成立宣传队,担负起宣传工作的任务,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面对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比较具体而直接、形象而生动的宣传手段与形式,莫过于画画、唱歌、跳舞、化装宣传(后演变为活报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如各地红军带来的大鼓、双簧、相声、文明戏等。在红军和红色割据区域草创阶段,红军就开始以文艺形式向工农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领路人等革命宣传;并且在部队内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鼓舞士气,提高指战员的思想文化水平。1928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粉碎了赣敌杨如轩师对井冈山的第二次“围剿”,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在军民祝捷大会上,战士们合编了一段京剧快板,名为《杨如轩带花潜逃》。幽默诙谐的唱词、惟妙惟肖的表演,把敌师长逃跑时钻狗洞、爬城墙的丑态,描绘得令人捧腹大笑,进而激发了军民团结战斗的热情。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开辟中央苏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书写标语、制作壁画、唱起歌子、化装表演,向工农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宣传党和红军,揭露地主豪绅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欺压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同年12月,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对红军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总结,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把红军的宣传工作提高到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的高度,明确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为此,在宣传内容方面,就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在宣传对象方面,既要着重对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劳动妇女、劳苦青年群众进行普遍、深入地宣传;也要做好对游民群众,以及被地主阶级控制的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在宣传方法方面,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进行;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增加群众的信仰。为有效落实这些规定,决议明确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应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以便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

  显而易见,红军在土地革命初期开展的宣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工农大众艺术宣传的探索与普及,是中央苏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先声。

  亮出旗帜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基本形成。同年11月7日,筹备已久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会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内设教育部,教育部下设艺术局,专门管理苏区文艺工作。在此前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危拱之、赵品三、王普青、崔音波、沙可夫、瞿秋白等一大批文艺干将先后进入中央苏区,来到赤都瑞金,苏区本地文艺人才也纷纷涌现。在红军政治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门领导组织下,军地文艺骨干发挥聪明才智,主导了苏区的文艺创作与演出,承担了苏区文艺队伍的组建和培训,并由此涌现出许多文艺团体、文艺学校。所有这些,使得苏区文艺不再只是宣传工作的手段与工具,而成为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文艺工作地位的加强、影响的扩大,推动了中央苏区工农大众艺术的创造和发展。

  成立于1932年春夏之交的工农红军学校八一剧团,是中央苏区第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戏剧创作和表演的文艺团体。八一剧团创作了许多反映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工农兵生活、工农兵理想的剧目,先后在各个场合演出,受到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欢迎。邀请公演、索取剧本、要求指导的信函,纷纷从前线和后方寄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及重大活动,也经常邀请剧团去演出。剧团常演的《为谁牺牲》《我——红军》《谁的罪恶》《最后胜利归我们》等剧目,每每引起观众共鸣,博得满堂喝彩。

  1932年9月,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提议下,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文艺组织——中央工农剧社。《工农剧社章程》规定:剧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介绍并发扬世界无产阶级艺术为宗旨。《工农剧社社歌》表示:“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指示新社会的题材与故事英雄,就在革命与战争,赤色革命的战士。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苏维埃而斗争!”这是中央苏区第一次亮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旗帜。此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文艺副刊《赤焰》创刊,编辑部的发刊词也写着:“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

  中央工农剧社很快成为苏区戏剧运动中心,各地各级俱乐部及红军中的宣传队、俱乐部纷纷要求成立分社。1933年5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披露:其时已成立分社的有汀州、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处,约有会员六七百人。同年8月13日的《红星报》也报道了东方军政治部要求在短期内成立工农剧社分社,很快也发展了社员六七百人的消息。分社在中央总社直接领导下,组织各地晚会,培养苏区普及戏剧运动的骨干,同时担负起政治宣传鼓动责任,加深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初,苏区少共中央局决定征调年龄在15到18岁的团员组织蓝衫团,以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提高苏区群众文化水平,灵活运用宣传鼓动方式。蓝衫团沿用苏联群众剧团名称,当年苏联的群众剧团由不脱产的工人农民组成,他们的演出服是日常穿着的蓝色工作服,因而被称作蓝衫团。被征调的团员将接受长期训练,除读书识字外,还要学习各种歌舞、游艺、新剧、活报剧等,将来到各地表演,发展文化运动。

  一个月后的4月4日,蓝衫团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开学。中央工农剧社在开学典礼上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公演,演出新作《我——红军》与活报剧、歌舞等节目。是年4月8日的《红色中华》盛赞道:“工农剧社这一次大规模的公演,无疑是开创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

  蓝衫团训练班后来改为蓝衫团学校,附设于工农剧社内。瞿秋白从上海到瑞金就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后,将蓝衫团学校加以规范化,扩展建设成苏区最高艺术学府。他说:“没有戏剧工作的骨干,就谈不上工农戏剧运动。”他把这座艺术学府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因为“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学校的方向”。他还指导制订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简章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1)给学生以戏剧运动及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常识;(2)有组织地分派到各地俱乐部、剧社、剧团去实习;(3)在学习期间组织各种研究会,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校还附设有苏维埃剧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也规定剧团要紧密联系广大工农群众,为他们服务。

  推陈出新 

  中央苏区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当数歌谣(包括山歌和民间小调),其次是戏剧(主要是结合了民间小戏和话剧艺术的小型歌舞剧)。山歌、民间小调、民间小戏,都是植根于劳动群众的传统艺术,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其中内容也有封建意识较浓厚的、色情意味较浓的,或者其他与土地革命、先进思想抵触的。轻易抛弃它们,显然不现实,于是对这些传统的或者说旧有的艺术作品进行加工改造——推陈出新,便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也是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途径之一。中央教育部制定的《俱乐部纲要》就指出:“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它的内容。”

  对于推陈出新,当时有个形象说法叫做“旧瓶装新酒”。意思是利用旧的曲牌曲调,更换原来的不适当歌词,使之革命化、大众化。如歌舞剧《拥军优属》,便采用民间曲艺《十杯酒》《古文调》等,而配上新词。兴国山歌和《孟姜女哭长城》《瓜子金》等民间小调,也常常用作新编歌词的配曲。在这方面,瞿秋白对剧本台词的口语化、民歌的搜集运用所做的指示,说得很透彻。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创作的曲子还好些!”这加快了工农大众艺术作品的生产与传播。

  推陈出新的另一个落脚点,是改造散布在中央苏区各地的旧戏班、旧艺人。这些旧戏班、旧艺人为招揽观众、迎合观众,常常表演风流淫荡、因果报应等内容不健康、甚至反动的节目;有时为封建势力所利用,演出迷信、荒诞的戏目,不仅腐蚀工农群众思想,而且妨碍革命秩序和政府工作。如瑞金农村就常以迎神或求雨名义,请“吊脑子”戏(即木偶戏)班连演数天至半月,期间大人无心工作生产,小孩整天嬉笑打闹。苏维埃政府为整治这股歪风,一方面明令禁止某些屡教不改的旧戏班、旧艺人演出,一方面对态度尚好的旧戏班、旧艺人进行改造。改造的办法,有将他们中的合适人选吸收到工农剧社或俱乐部的;有要求他们编演反映苏区群众生活和白区群众痛苦、革命战争胜利、苏维埃建设成就以及群众管理政府等内容的文明戏的。为此,政府文化教育机关和工农剧社派员审查其剧目,帮助他们改编较好的剧目,淘汰不好的剧目。各地蓝衫团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如赣县田村、白鹭、南塘、龙口、江口、白石、土埠等乡的蓝衫团,以东河戏为传统形式,编演反映革命战争、支援前线打仗的新剧目《活捉张辉瓒》《打会昌》《三子学艺》等,为古老剧种表现现代生活闯开了一条新路。

  苏区报刊在推陈出新、创造工农大众艺术方面,也有推波助澜的工作。它们开辟文艺副刊或专栏,如《红色中华》的《赤焰》《红角》;《青年实话》的《工农大众文艺》;《红星报》的《山歌》《俱乐部》等。除大量发表红军指战员、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新文艺作品外,也发表了一些利用传统艺术形式而注入新思想、新材料、新语言的改编作品。《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革命歌谣选集》,歌谣的曲调都是用旧民歌的,但它的内容(歌词)却是革命的,“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

  对旧的艺术形式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工农大众艺术的推陈出新的做法,后来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道:“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群策群力 

  创造工农大众艺术,不仅表现在文艺工作者写(演、画)工农大众,为工农大众写(演、画);而且表现在工农大众自己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艺术活动,创作各种艺术作品,既是艺术的创作者,也是艺术的欣赏、评鉴者。

  在中央苏区,红军无疑是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先导者、骨干力量。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苏区文化建设的开展,工农群众也很快成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主体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俱乐部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晚会等工作。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等组织。在每一组织内应该吸收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必须使苏维埃内群众的生活不是死死板板的,而是活泼有生气的。只有活泼有生气的工农群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一切失败的情绪。”正因为如此,所以苏区俱乐部事业得以蓬勃发展,成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重要舞台与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各地已有1917个俱乐部,固定会员有9.3万余人。

  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印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规定,俱乐部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社会教育机关。俱乐部的工作包括运动、游戏、集会、出版、展览等项,为此成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方法中有出墙报一项,墙报设文艺栏、插画栏。文艺栏刊登山歌、童谣、小调、歌曲、活报剧、双簧、革命故事、谜语等,以反映下层(即工农)群众的生活情绪。插画栏是在文字中插入图画,以帮助不识字或识字少的人看懂墙报。

  举办晚会是俱乐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指导各地办好晚会,1933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办好晚会的八点意见。其中有:办晚会事前要有充分准备,要确定每次晚会的中心内容,一切新剧、活报剧都要环绕这一中心内容来表演;要配合各个纪念节和中心工作,举办专门或单独晚会;晚会上不仅将已准备的戏剧、活报剧表演给群众看,还要发动群众自由上台表演,以提高群众对晚会的兴趣;表演新戏前,应将戏的内容由导演向群众说明,表演到最精彩处要领导群众呼口号或鼓掌,来深入群众中的影响及激起群众共鸣;晚会表演用的剧本,除根据工农剧社编印的外,当地党组织也可收集本地实际材料,编为新剧、活报剧表演,这样能更实际地教育群众。在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指引下,各地俱乐部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具有鲜明革命性、严密组织性、广泛群众性及浓郁地方性的,以晚会为龙头的文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

  为激励各区乡进一步办好俱乐部,开展革命竞赛,1933年11月,苏维埃政府教育部举办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俱乐部大检阅。各区抱着竞赛精神,越演越好。看的人也越来越踊跃,第三晚虽然表演到深夜两点多钟,但看的人还有2000多,直至晚会结束。比赛结果,城市区第一,云集区第二,下洲区第三。那些没有获奖的区,都表示要在第二次大检阅时夺取优胜。

  在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群众性工作中,中央苏区新闻单位和学术团体也积极参与。1933年5月1日,《红色中华》报文艺副刊《赤焰》创刊,编辑部为此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去反映苏区工农兵群众的实际生活,反映苏区人民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并指出这对创造中国工农大众艺术有极大的帮助。《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节故事》,供各地俱乐部讲故事用;开展了征求山歌小调活动,并于次年编辑出版了《革命山歌小调集》;编辑出版了《革命歌集》,收录34首歌曲和歌词,其中有《国际歌》《少年先锋歌》以及《十送郎山歌》等。初印6000份很快销完,后加印1.5万份。1934年1月,《青年实话》编委会还编辑出版了《革命歌谣选集》,收录苏区人民创作、传诵的歌谣65首,其中有《十送郎当红军》《瑞金山歌》《革命时调》等。编者在后记中写道:“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说来是极其单纯的;甚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言语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这是对苏区工农群众艺术创作的充分肯定,对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高度赞扬。

  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下成立了文化研究组。文化研究组侧重于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培养工农大众自己的作家。这当然也是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献计出力。

  上山下乡 

  工农剧社、蓝衫团及其他文艺团体,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在驻地创作和演出的基础上,还带着简便道具、乐器、服装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把工农大众艺术送往各地,同时进一步丰富、提高现有节目的质量,吸收新的生活素材创作新的作品。

  1931年岁末,红校俱乐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创作排练了大型话剧《为谁牺牲》,来到距离瑞金县城30里的九堡镇,慰问由参加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将士。《为谁牺牲》反映一个被强抓当兵的白军士兵,前后在白军和红军中的不同遭遇,激起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演出结束后,场上响起阵阵“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我要当红军!”的口号声,演出取得了超预期效果。接下来,红校俱乐部又携该剧到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十四军驻地慰问,历时一个多月。

  1933年8月初,蓝衫团(总团)奉命去前方慰劳红军。同年9月出版的《青年实话》刊登戈丽(即李伯钊)写的一篇通讯《蓝衫团出发前方慰劳红军》,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蓝衫团的学生们一个个背着包袱、雨伞、笠篷、干粮袋,在极热闹而健壮的歌声中出发。当露珠尚圆、炊烟未起时,这些小演员已经走了20里。在一个森林里的广场上,他们参加了盛大的八一阅兵,见到了久仰的朱德总司令。当晚,在汽灯照耀下晚会开幕了,蓝衫团的表演第一次和战士们见面了。小演员们都振奋精神把平日学得的本事尽情的展露出来。大合唱、活报剧……一个个节目都获得红军战士鼓掌喝彩。从8月1日到4日,天天晚上如此。沿着兵站归来,经过几个医院,白天蓝衫团学生到病房慰问伤病红军战士,晚上表演节目给他们看。当暴露白军对工农群众残酷屠杀时,他们都慷慨激昂高呼:“打倒国民党!”蓝衫团的学生们,就是这样热情地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检阅自己,锻炼自己。

  1934年四五月间,中央苏维埃剧团做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春耕巡回表演。还是由戈丽写的一篇通讯《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红色中华》连载),详细报道了这次巡演的种种场景:

  这回出发巡回表演,经过梅坑、西江、洛江、庄埠、朱蓝埠、会昌、踏岗、武阳等地。表演的除自己准备的关于春耕运动的必演节目外,其余都是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经过剧团集体创作,依靠原有技术基础,很快搬上舞台的。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作了8个活报剧、3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量。群众很喜欢看,临时剧场总是围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打着火把来看,最远的相隔15里或20里。大家看到《懒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媳》《不识字的害处》《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以及揭露反革命欺骗群众反水的《上了他们的当》等节目时,情绪非常激动,显出憎恶、喜欢、痛恨等种种表情。除了表演,剧团演员还做群众工作,每到一个区、每一天都做。他们帮助地方文化工作,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教群众唱春耕歌和革命民歌。通过礼拜六义务劳动,他们更和当地群众取得了亲密联系,有的上山砍柴,有的到山下井边挑水,有的挑塘泥肥田……工夫做完了,红军家属烧好清香的热茶、端了果品招待他们。可是,他们说:我们是来优待红军家属的,不吃你一点东西。剧团演员自身的政治文化生活也非常活泼地开展着,十天出一期墙报,晚饭后空闲时讲红军或革命领袖故事。这些活动同样吸引了群众。

  总之,在这次巡演中,剧团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剧团开始在新环境中,运用新的工作方式,使自己的表演更能深入群众。群众欢迎它,模仿它,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更鲜明和显著了。

  红军中的剧社和各地蓝衫团分团,也纷纷上山下乡,把文艺送到工农兵中去。红军火线剧社分散到各连队中,用唱歌、谈话等方式,鼓动战士进行革命战争;在每次晚会上,剧团小同志表演戏剧、活报剧、歌舞等节目,教育红色战士。兴国县蓝衫团深入高兴乡竺高村战地,为瓦解敌军,表演了《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亲人》《活捉蒋介石》等节目,竟有白军士兵悄悄观看。到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他们共演剧目120多个(其中自编50个),演出千余次,观众几十万人次。演出范围除本县外,还到了赣县、万安等地。会昌蓝衫团的演员常常赤脚行走五六十里,深入山区演出,同时还做群众工作。安远县各区乡则组织了儿童宣传队和临时苏维埃剧团,自编了独幕话剧《革命与战争》、歌剧《送郎当红军》《十回妹》《十话哥》等,分别到路田、廉江、石湾、古田等地演出。

  总而言之,中央苏区专业的、业余的文艺团体、文艺家们,通过上山下乡和工农兵结合,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收获了喜悦和进步,并且为此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工农兵方向,为工农兵服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