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法学研究、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林伯渠的经济学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学研究、吴玉章的历史学研究均颇具特色

　　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合称“延安五老”。他们虽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但后来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延安五老”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们学有专长、术有专攻，故而能够在各自领域更加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董必武的法学研究、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林伯渠的经济学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学研究、吴玉章的历史学研究均颇具特色，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延安五老”对法学问题多有论述，但其中对法学研究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科班出身的董必武。董必武于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专修法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历任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他提出了“法律是政权的一部分”“权源出于群众”“恶法胜于无法”“党员犯法，加等治罪”等观点。1945年，他还曾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政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延安五老”对此研究颇深。诸如吴玉章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26)、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谢觉哉的《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1937)、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林伯渠的《论新民主主义政治》(1940)等，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其中，谢觉哉的研究最具特色。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领导职位上，谢觉哉边实践边致力于政治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思想和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在“延安五老”中，林伯渠和吴玉章对经济学的研究最多。早在1928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合作写出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旧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封建性质，以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此后他们也一直关注经济问题，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学及革命经历与经济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贡献也相对突出。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林伯渠被誉为“红色理财家”，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教育是“延安五老”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的毕生经历也都与之有关。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共同筹划创办了陕北公学。此后，吴玉章还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徐特立也于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亲任院长，而谢觉哉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们在教育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而其贡献最大者当属“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徐特立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许多理论建树，丰富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延安五老”中，吴玉章和徐特立对历史学的研究最深。他们的共同兴趣，在于对史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探讨。如吴玉章的《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1941)、《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1949)，徐特立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方法》(1949)、《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50)，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所不同的是，徐特立长于教育学，而吴玉章则更专注于历史学。吴玉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一些论著，诸如《中国历史教程》(1934)、《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1949)等，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无不具有开创之功。

　　“延安五老”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的风气

　　“延安五老”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由“理论传播”转入“实际运用”的关键性人物。这是他们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不同之处。“延安五老”还是中共党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他们均参与党的领导工作，但又能够以更多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也是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不同之处。

　　其实，中共早期是有弱点的，“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究其原因，刘少奇在1941年《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分析有三个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是客观形势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三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均以欧洲文字发表，“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对此，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也有过严肃批评。他说：这一派同志的意见，“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延安五老”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的风气。董必武说：“书本上的学习，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书的学习，此是很重要的”；“没有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虽日与事实接触，纵使在个别问题上处理得很好，那也有陷于事务主义与经验主义危险的可能”。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们还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徐特立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对马列的言论要绝对的把握住它的方向，并不是每一句话都不能批评，不敢异议。”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在于创新和发展，因为“马列主义这工具只是铁器机器，还应再发展为电器以至更高的利器”。这一认识和判断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便对于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延安五老”之所以有如此学术贡献，主要得益于四个因素。一是“经历”。他们的一生历经新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有更深刻感悟，因而能够更加自觉地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学识”。他们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旧学”、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和马克思主义均有深入研究，因而能够在各自领域更加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三是“素养”。他们均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问题，甚至像徐特立还有《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1938)、《怎样学习哲学》(1940)、《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看事物》(1945)等名篇问世。这使得他们更易于将观点演化为思想，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四是“信念”。他们对“党”“人民”和“主义”矢志不渝。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彩评论。他说:“人总是要老的”，“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既是“延安五老”革命一生的写照，也是他们学术长青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