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直接推动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如何使共产主义运动从“三五文人的运动”转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使“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转变为“群众的行动的政党”，离不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群众动员。 

　　工人的喉舌 

　　正如列宁所说“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报刊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图国民之舆论”，报刊应为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而发声，即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拯万民于水深火热”的优良传统，认为“最大的觉悟”在于“我们（先进知识分子）是中国唯一可靠的救星”，故他们用激昂、通俗的文字写下自己肩负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重任。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他们以笔为戎，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该时期《新青年》杂志刊发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唐山、武汉、长沙、南京等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了专门征集来的12位工人的题词。 

　　尽管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重心是城市工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农村和农民，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为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带着很大的热情来动员农民，1920年由何叔衡、谢觉哉等主办的《湖南通俗报》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和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等通俗文章，积极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例如“谚语”栏目将“破鼓乱人打，墙倒众人推”新解为“中国有鼓破墙倒的样子，日本便是打鼓推墙的主使的人”。“儿歌”栏目编写的一首歌这样写道：“牛儿瘦，马儿肥，哥哥耕田没饭吃，嫂嫂织布没衣穿。没饭吃，肚子饿，没衣穿，房里坐。朱三公子来收租，嫂嫂忙向门后躲。”  

　　对于长期被压榨、被侮辱的工农群众来说，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知名教授为其发声的通俗文章后，倍感亲切温暖，故纷纷为这些刊物“点赞”，如一位工人读者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苦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又如《湖南通俗报》的订阅量从数百份激增到六七千份，不少中小学还将其作为课外必读之物；何叔衡曾经任教过的宁乡云山学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份。谢觉哉1921年6月12日日记记载：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当场卖出《通俗报》800多张。  

　　沙漠里出现了绿洲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传播开展得如何，对组织既定目标的实现及其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正因如此，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组织在动员群众中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王尽美在山东建立“励新学会”等。此外，他们还在北京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上海创办了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广州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等，并深入学校或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包惠僧后来回忆称：“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像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 

　　当然，“沙漠里出现了绿洲”的奇迹出现，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荒野上的辛勤耕耘。他们通过同乡、同学或亲戚等争取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以减少外来的重重阻力。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信“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于是，他们脱下了长袍，穿上了劳动者的服装，学习劳动者的语言，帮助其识字，极力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使其认识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进而寻求“待遇改良”和“管理权”。一方面，他们极力向群众揭露阶级剥削和压迫带给人们的痛苦，唤起群众对自身命运的关切。例如1919年秋，陈潭秋、林育南等人在乡村的凉亭和集镇上自编自演了小话剧《九头蛇》。剧中叙述一个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一户佃农，这种剥削和压迫就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佃农，使之陷于死亡的绝境。演出得到了贫苦农民的一致称赞，他们对陈潭秋说：“演得真像啊！”另一方面，他们还依据群众的认识水平帮助其识字，在群众中发展积极分子，凝聚革命力量，夯实建党的群众基础。例如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后，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讲演团为工人授课时，教员们从“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讲到现实的社会和工人的斗争，帮助工人认识到组织工会、组织政党的重要性，“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抱成团儿，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 

　　随着星罗棋布的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和识字班等的建立，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便在各地相继成立。 

　　从容莫负少年头 

　　基于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先进知识分子利用各种节日抨击封建剥削制度，号召人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例如1920年“五一”劳动节，李大钊领导北大学生和校工等500人举行了纪念大会，号召人们“把全世界人人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何孟雄等游行学生分乘两辆卡车，沿街散发了数千张传单，高呼“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劳动纪念”等口号。 

　　不仅如此，先进知识分子还积极领导了群众反抗斗争，努力为群众争取公平和正义。例如1920年11月16日，何孟雄领导了北大印刷工人罢工斗争，抗议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拖欠工人工资的不义之举。1921年5月，恽代英在宣城纪念“五四”“五七”国耻日的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他以朝鲜亡国的惨重教训，激发民众振作起来“团结自救”。在恽代英的鼓动和率领下，宣城掀起了爱国的热浪。  

　　然而，让“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的革命向来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萌芽的破土而出相当不易，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很快就感受到黑云压城。例如为声援五四时期爱国学生撰写《研究室与监狱》的陈独秀，不久因当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践行了“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格言。曾组织参加1920年五一劳动节的何孟雄等7人，因投掷传单、包括《北京劳工宣言》而被巡警抓捕，后经李大钊等人营救才出狱。次年3月，何孟雄等人在去苏俄开会的途中再被北洋政府抓捕，受尽酷刑，伤痕斑斑。狱中，他写诗一首：“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出狱后，他表示：“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机会难得，确也长了不少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