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党较早接触、学习并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领导人之一。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只要一有空，他就拿出来学习，并用来指导当时具体的革命实践。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正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它的首译者陈望道也格外关心关爱。 

　　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享有“夏坝的延安”美誉，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陈望道便是他们的代表。周恩来十分关心复旦大学的统战工作，他不仅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在复旦设立“据点”，领导学校的对敌斗争，还常常记挂复旦的进步教授。 

　　1940年9月23日，是陈望道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想亲自来校看望我们，但他考虑到当时的重庆到处是白色恐怖，特务、密探横行，担心来看望我们后，国民党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麻烦，甚至大打出手，故特地托人捎信来问：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方便？”陈望道等在碚的学者们深为周恩来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关心专家们人身安全的做法而感动，心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见见周恩来。“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转告周先生，我们欢迎他公开来。”陈望道回忆。 

　　周恩来得到回讯之后仍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就特意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北温泉数帆楼。当天他和邓颖超与陈望道等专家学者们共进了午餐，同大家讨论了时事，表明了我们党的主张。过了很多年后，陈望道仍撰文评价道：周总理亲临北温泉看望我们，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关心，“消息传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2年2月底，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海内外著名学者，应邀在虹桥机场出席外宾迎送仪式。那天春寒料峭，81岁高龄的陈望道还是早早来到机场，站立在迎宾的队伍中等候。此时，同样早已来到机场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疾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其身体状况，嘱咐他多多保重。随后，周恩来对身旁外事组的干部说：“望道同志年纪大了，到机场路远，很累，以后不要通知他到机场迎送外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由于年代久远、岁月动荡，加之当时仅印刷1000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踪影，周恩来一直十分牵挂。他曾急切询问是否已找到首印本，并殷切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总理期待的目光，摇了摇头。周恩来遗憾地表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然而，这一年的秋天，陈望道译的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省广饶县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促使他树立一生信仰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