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

　　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名代表秘密聚集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件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凝聚了一批湖北籍共产党人的贡献。他们在一大的13名代表中，竟有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5人之多，而且一大的一些文件是出自湖北人李汉俊、董必武之手，就连大会的主要开会地点也是设在湖北人李汉俊与他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里。一大上出现的这种“湖北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出席中共“一大”的湖北籍人为什么会最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首先应当从李汉俊谈起。

　　李汉俊作为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担负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工作，是引导董必武、陈潭秋等湖北籍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李汉俊1892年阴历三月十日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具有强烈的“读书兴国”的情怀，先后将他的两个儿子李书诚和李汉俊送往日本。1904年，李汉俊来到扶桑之国，度过了14个春秋。他在日本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1918年底，李汉俊回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在上海参加《星期评论》刊物的编辑工作，使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海内外共产主义者联系的一个窗口。1920年2月，陈独秀抵达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8月，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寓所成立，最初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12月陈独秀去广州，李汉俊成为代理书记。在这期间，陈独秀发展了湖北鄂城人刘伯垂入党，并派刘返回武汉筹建党的组织。

　　董必武、陈潭秋两人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与李汉俊的交往。董必武1886年3月5日诞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05年春，董必武来到武昌，考入文普通中学堂。在早期民主革命党人宋教仁等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9年初春，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等报告公务。暂住上海期间，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处房子做会址，公推董必武等主持会务，住在会所。恰好这时李汉俊住在湖北善后公会附近，常来会所，与董必武结识。李汉俊热情地讲述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给董必武看。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研读了这些著作，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在这时，董必武又结识了同乡陈潭秋。陈潭秋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东弦乡儒博村的陈策楼。1916年秋，陈潭秋考入武昌高师，深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随后又以满腔的热血投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1919年6月中旬，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赴上海。一天，陈潭秋经同班同学的介绍，认识了正在上海的董必武。陈与董由于对十月革命向往的一致性，故一见如故。董必武把李汉俊送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介绍给陈潭秋，随之，陈与董必武、李汉俊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东乡包家畈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他毕业后回乡任教，因反抗当地豪绅，再次逃回武昌。1919年，包惠僧在武昌结识了同乡陈潭秋。1920年2月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了陈独秀，并给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给已经回到武汉的董必武写信，商谈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事宜。董必武很快联系陈潭秋，一同进行建党活动。恰在这时，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托从上海来到武汉，先找了董必武，后又找了包惠僧，具体筹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1920年秋的一天，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在抚院街97号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包惠僧为书记。1921年初，包惠僧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交给陈潭秋，前往上海，准备到莫斯科留学。这时，李汉俊告诉他，因为缺乏经费，赴莫斯科留学不能成行，要他暂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工作。5月初，李汉俊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商谈工作，陈独秀又将包留广州工作。

　　刘仁静是湖北最早结识李大钊的人。刘仁静1902年3月4日出生于湖北应城县城关一个清末秀才家里。1911年的辛亥革命，唤醒了刘仁静一家，推动刘仁静走向新思潮。在家长的支持下，12岁的刘仁静来到武昌博文书院，接受中学教育。之后，进入中华大学附中，结识了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思想进步很快。1918年夏，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在新文化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刘仁静以满腔的热血投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带头爬窗进入曹汝霖住宅为群众开门的学生之一，是“五四”运动中的“敢死队”。经过“五四”风云的刘仁静，开始广交朋友，广泛接触新思潮，刘仁静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两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师生李大钊和邓中夏。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具体领导下，北京方面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刘仁静是发起者之一，不久，又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委派到达上海，跟李达、李汉俊秘密见面，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党组织。紧接着，李汉俊和李达分头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写信，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汉俊则和李达两人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一大。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李汉俊的来信，派包惠僧和广州共产党的代表陈公博赴上海开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致推举董必武、陈潭秋作为一大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方面建党的信函后，在李大钊因故无法出席的情况下，推举刘仁静和张国焘作为代表赴上海开会。这样，出席一大的湖北籍代表达到5名。

　　从以上5位湖北籍代表个人的简要经历不难看出，出席“一大”的湖北人最多，这是由当时湖北社会方面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地域条件所决定了的。湖北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最先吹响埋葬封建帝制的号角，近代民主革命的潮流洗礼了湖北人民，人心倾向革命，是其政治原因；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荆楚大地积淀了人心思读、求学救国以及追求新文化、新科学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湖北又是全国最早的通商省份，武汉便成为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汇之所，故使新文化运动各种新的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率先得以广泛的传播，这里已不是文化封闭的社会。李汉俊12岁便求学日本。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均是以武昌为求学开化的起点，逐步走向中国乃至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舞台的，这是其文化条件；当时的武汉，还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产业中心，新兴的无产阶级迫切要求走向政治舞台，寻找其代表人物，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就成为时代的佼佼者，这是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湖北地处“国之腹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再加上近代的铁路等交通便利，为湖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这些出席“一大”、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湖北人，却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更加辉煌，有的逐渐沉沦，这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董必武、陈潭秋是我党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党史人物之一。董必武从投身辛亥革命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战斗、工作的岗位上，矢志不渝，始终与党同步前进，终生带领人民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从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为革命牺牲，度过了24年的革命生涯。他始终站在党的工作前哨，与人民共奋斗、同命运。在敌人的监狱里，他真正做到了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可丢。陈潭秋在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时，于1943年9月2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潭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汉俊是党和人民永远值得怀念和敬仰的党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李汉俊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是他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董必武、陈潭秋等。1922年春，李汉俊由于与陈独秀、张国焘等在一些问题上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参加武汉地区的党团工作。李汉俊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与党的关系始终没有调整好，建党4年便离开了党。李汉俊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仍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战场上，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英勇牺牲。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包惠僧和刘仁静则在历史的行程中走上了迂回的道路。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中，面对白色恐怖，脱离了党。

　　1930年冬，包惠僧开始投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怀抱。从1947年5月起，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度升任到内政部人口局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包惠僧作出了“靠拢共产党”的抉择，实现了回归的心愿。包惠僧的一生，走了一条革命——消沉——歧路——复归的路。包惠僧复归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全面反思自己，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刘仁静走过的人生道路就更加曲折，走了一条革命——参加托派——落荒与沉沦——反共——复归的路。正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节节胜利的时候，刘仁静投靠了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老手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写了4篇反共文章，不惜钻进国民党的战壕向共产党开火。中国革命胜利后，1950年4月，走投无路的刘仁静不得不负荆请罪，回到人民的怀抱。刘仁静回归后的余生，为社会特别是为党史工作，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出席中共一大的5位湖北人为什么会走过不同的人生轨迹？这需要从革命的客观规律和他们的主观修养及其相互结合上，去考察、研究而作出回答。

　　从客观规律上讲，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领导人民迈向共产主义的开端，而共产主义事业则是一股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要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会遇到许许多多党内、党外重大的斗争以及挫折和磨难。这种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就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主观上自入党那天起，伴随着工作与实践，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要真正具备共产党人的综合素质，经得起生与死，名与利等复杂纷纭的考验，否则，在历史进程中就会落伍，甚至走向历史的反面。按照上述观点去考察中共一大的湖北人为何成为不同类型的党史人物，答案就十分明晰了。

　　董必武、陈潭秋之所以是最为辉煌的党史人物之一，就是他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在现实革命斗争和工作中，具备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一切优良品质，因而始终是历史潮流的搏击者。李汉俊因建党初期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还缺乏必要的认识，走了受挫的路，以致长期被历史尘埃所湮没。但历史是公正的。由于李汉俊在人生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离党之后，仍和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最终以鲜血谱写了人生的光辉篇章。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征途中，每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这样的价值观，在事业需要的时候，应当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面对1927年大革命中的白色恐怖，用包惠僧自己的话说：“使我胆寒了”，于是便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脱离了党组织，从此离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这是他步入歧途的转折点。从个人意志上讲，刘仁静有着坚强的个性。在五四运动中，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但为什么刘仁静走过的弯路会更大？研究刘仁静的一生，主要是他没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刘仁静自参加革命后，狂妄自大、惟我独尊的个性，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从没有摆正过个人与党、个人与入民群众的辩证关系，最终沦入了由脱党到托派再到反共的悲剧。